电声日报

日刊。方12开本，每期四版。1932年5月1日创刊于上海。为综合性小报，头、二版刊登影坛消息，三、四版则分别为体育版和播音版。出版至第六百期后，于1934年1月12日起改为周刊，16开本，并正式定名为《电声》，卷期从第三卷第一期起计。第三卷共出50期，第四卷共出50期（另出“岁暮增刊”一期），第五卷共出50期，第六卷共出32期，第七卷共出48期（第七卷第三十七期起改为半周刊，每周一附送《快乐周刊》，每周五与《摄影画报》、《滑稽画报》等合刊，第七卷第四十五期起恢复周刊），第八卷共出38期，第九卷共出27期，从1941年8月第十卷第一期起改为月刊，同年12月出至第十卷第五期后停刊。从1932年到1941年的十年间，《电声》累计出版日报600期，周刊296期，月刊5期，总计共901期，为民国期间出版期数最多的电影杂志。刊物创办人林泽苍，编辑梁心玺，第三卷第四十一期起增加编辑范寄病。梁、范二人长期担任《电声》的组稿、编辑工作，以后陆续短期参加刊物工作的有图画编辑赵白夜、徐今生、许秉铎，文字编辑彭子修、徐明、金惠源、顾北森。三和出版社出版。
《电声》每期卷首有一篇《我们的话》，由梁心玺、范寄病两人轮流执笔，代表刊物的立场，发表对于影坛最近动向的看法，涉及到的事件动态颇广，如关于阮玲玉自杀、致敬于访华的卓别林、米高梅公司来华摄制《大地》、影坛统一译名问题、改善影院租映制度、《天伦》在美公映、陈波儿北上劳军、从《新土》事件说到租界电检处、谨劝邵醉翁先生改变制作态度、为《火烧红莲寺》重映说几句话、从《阿比西尼亚》禁映说到中央电检会的威信、关于取缔不良影片、应严惩影商投机、电影制片家应有的觉悟、从竞摄民间故事片说起、影业工会的使命等等。这几百则《我们的话》，言论犀利，态度鲜明，且对影坛动向的把握十分敏感，大凡影界略有影响之事件动态几无一不有所议论，代表了当时社会对影界动态走向的关注程度和普遍看法，汇总起来，大体就是一部三十年代的影坛大事记。
《电声》从创刊时即以“舆论公正”为标榜，日报时期以影评为主，改为周刊后，注重对电影新闻的评述。刊物宗旨：“1.供给读者充分的电影新闻与有趣的消息。2.对于新旧的影片，予以公正的评价，为一般观众的参考与指导。”（《卷首语》，第三卷第一期）为了凸显《电声》作为影坛公共媒体的客观公正立场，编者强调：“《电声》是读者共有的刊物，绝对不是主持人和编辑人的私产，所以我们一向以读者的立场为立场，以影迷的利益为前提，不受威吓利诱，不为人所利用，消息力求翔实，言论力求严正，我们不肯吹毛求疵，我们也不徇卖面情。”（《我们的话》，第四卷第十五期）为保持刊物的独立性，《电声》不登影片广告，不收受任何方面的津贴，不接受片商或院方的影片试映赠券，拒绝影片公司的宣传稿件，甚至不向演员和导演主动约稿（自动投稿和转载例外），因为“有了友谊少不得要生出一种面情或挂牵，而这种面情或挂牵或者要使我们将来说起来不太方便”（《编辑答读者问》，第三卷第四十一期）。正是基于这样的办刊立场和编辑理念，《电声》以客观报道影坛动态为己任，刊发的电影新闻范围广泛，雅俗兼蓄，追求真实，有闻必录，诸如《“电影皇帝”金焰和王人美婚庆纪实》、《艾霞服毒自杀之真因》、《胡蝶与华南化学工业社的商标纠纷》、《〈渔光曲〉出现两张唱片之迷》、《“明星”宣传科全体辞职内幕》、《陈查礼扮演者华纳夏能抵沪纪详》、《陶伯逊等十股东包租〈化身姑娘〉》、《大夏大学增设电影讲座》、《租界当局禁映〈壮志凌云〉》、《介绍沪人初映电影的第一人劳罗逝世》、《〈夜半歌声〉广告酿成人命》、《赵英才筹备电影图书馆》、《五大影院合组亚洲影院公司》、《快活林影片公司发生火灾》、《范朋克生前对辱华片之表白》、《黄柳霜在美为祖国难胞呼吁》、《梁氏姐妹在星义演为祖国伤兵筹款》、《上海的几条明星弄堂》、《王献斋的生前死后》等等，几乎涉及整个三十年代影坛的方方面面。《电声》的新闻报道有其鲜明的特色，它对一些比较引人瞩目的影坛新闻，往往采取跟踪采访，连续报道的方法，分析事件的背景，回顾事件的始末，随时补充、更正相关内容。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专题文字。这类系列专题报道有：“早期默片演员夏佩珍沦落的前因后果及期间发生的种种波折”、“阮玲玉服毒自杀详情及其原因剖析”、“摄影家陈嘉震与女演员貂斑华订婚案纠纷始末”、“胡蝶、潘有声相识、恋爱、结婚的原原本本”、“黎锦晖、徐来夫妇与《大都会日报》之间的笔战回顾”、“漫画家叶浅予与系列影片《王先生》之间的种种关系”、“好莱坞影片《大地》在中国引起的轩然大波及其修改情况”、“《阿比西尼亚》影片被毁事件的连续报道和剖析”、“影片《木兰从军》在渝被焚事件的前前后后”等等。这些专题报道有的以整整一期刊物的篇幅重点推出，有的连续数月跟踪采访，因此其内容既有相当的深度，又积累了大量第一手文献，如有关阮玲玉逝世的专题报道中，披露了导演但杜宇曾拍过阮玲玉对白歌唱片一卷，是阮仅有的有声片资料；还揭露了梁赛珊受唐季珊所迫伪造阮玲玉两封遗书之事，并转载了首发于《思明商学报》上的阮玲玉的真正遗书。在刊登美国米高梅公司拍摄赛珍珠作品《大地》的专题报道中，详细介绍了经我国政府抗议，米高梅公司对《大地》影片重加修改的八处具体内容。对抗战时期华南地区滥拍粤语片的批评，是《电声》的一大特色，刊物列举了大量事实，如1936年上海电影界共出品国语故事片44部，而同年华南电影界却出品了130余部粤语片。华南影坛无论是专业人员还是相关设备都要比上海差很多，但出品却要比沪地多两倍，粤语片的粗制滥造可想而知。
《电声》在日报时期曾以影评作为主要内容，改为周刊后，虽然重点倾向电影新闻的报道，但影评仍占有一席之地，编者且自豪地认为：“本刊的电影批评，素以公正严格为主，已被观众公认为观影之标准，已成权威之批评者。”（编者《介绍一部佳片给全国观众们》，第七卷第九期）《电声》的影评以a、b、c、d对影片分出等级，每一等级又有上、中、下三级，共有四等十二级之分，“悉系根据本刊记者对于该片之观感及影片本身之实际价值而后评定”（《我们的话》，第六卷第十六期）。如其评《桃李劫》：“国产有声片中，《桃李劫》总算是能够合乎有声电影条件的片子，它利用音响效果去减少无谓的场面和加重观众们的感动力的地方很多。”评《上海廿四小时》：“大体说来，画面虽失了连贯性，但是每一个单独的画面，尚不失为清晰美丽。”评《香雪海》：称赞导演费穆“修养深刻，善用电影之长，为一般人所不能及”，同时又指出“这里最大的一个缺点是画面的美丽，调子的恬静，倒反而掩饰了农村中的惨况”。评《大路》，在对影片总体进行赞扬后又指出，导演孙瑜“太偏于幻想而忽视了现实，……他虽嫉忌丑恶，却也如‘诗人’般耽于空想而不切实际”。此外，在品评影片《中国海的怒潮》等文章中，除评析内容外，还揭露了影片遭政府删剪而显支离破碎的内幕。国产电影中，被《电声》评为a等的影片有《迷途的羔羊》，a下的有《桃李劫》、《木兰从军》，b上的有《神女》、《联华交响曲》、《天伦》、《十字街头》、《马路天使》，b下的有《壮志凌云》、《夜半歌声》等；外国电影中，《乱世佳人》是唯一一部被评为a上的影片，其他被评为a等的影片有《战地笙歌》、《彼得大帝》、《摩登时代》、《叛舰喋血记》等。很显然，《电声》当年的评分颇为严谨，基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对优秀影片给予较高评价的同时，《电声》对一些劣片的抨击也毫不留情面，如它对“天一”粗制滥造，拼凑而成的所谓上、下集巨片《荣华富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打出了罕见的最低分：f，显示了刊物一贯坚持的“铁面无私”、“严正强硬”的态度。
作为一份发行时间长达十年的电影刊物，《电声》在总共901期的刊物中为中国影坛保存了大量文献史料，特别是其中的一些计量分析和统计数据，以确凿的数字去剖析一些问题，既简明扼要，又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影院最多的城市》一文，列举了当时世界上影院最多的一些城市，从中可以看出，在1934年，上海拥有的电影院达44家，名列全世界第7位，这多少反映了当时上海在文化方面的实力和影响。《二十四年度外国影片进口总额》一文则提供了这样一份数据：1935年共有10个国家的412部影片输华放映，其中美国影片就达364部，占了约90％，可谓一枝独秀。《中国电影院总数》一文言中国影院数量总计144家，而美国全国影院数达2万家以上，仅纽约一城就拥有400家，倾一国之力尚不及别国一城，其间差距发人深省！类似这样的统计文章有《南京电影行政机关概况》、《中国境内外国影片公司调查》、《外片在华卖座状况》、《外片在华公映的检查手续和费用》、《上海各影院的有声机》、《全球影院统计》、《民国念五年度上海公映外片一览》、《上海影院座位统计》、《上海各影院的开幕日期》、《“孤岛”妇女最喜欢看的电影》等。刊物还曾发起“中国明星选举”，选出“我最爱慕的明星”金焰、阮玲玉等；发起“1935年中外巨片选举”，选出当年最佳中外影片《天伦》、《大路》、《新女性》和《十字军英雄记》、《仲夏夜之梦》、《块肉余生》等。此外，刊物第四卷第十一期的“阮玲玉哀荣特辑”、第四卷第四十八期的“胡蝶潘有声结婚特辑”、第五卷第十一期的“卓别麟东游特辑”、第十卷第二期的“周璇严华离婚特辑”等，风格鲜明，文献丰富，在当时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刊物发表的重要文章还有王莹的《留日生活的自述》、何非光的《脱离“联华”原因的自白》、蔡楚生的《中国电影往何处去》、赵丹的《一个男明星的日记》、胡蝶的《希望为祖国效力》、顾兰君的《苦与乐》、龚秋霞的《从影感言》、陈燕燕的《终天抱恨的一腔隐痛》、黄柳霜的《我对中国之信仰》、李绮年的《告别香港书》等，以及《一九三九年电影回顾》、《今日上海电影界分析》、《香港电影刊物总检阅》、《上海电影院卅年沧桑史》和姚苏凤的“明星小论系列”：《陈云裳小论》、《李绮年小论》、《路明小论》等。
《电声》发行十年总计出版901期，始终保持如一的风格和品质，无论在内容定位、装帧设计、版面风格和主编人员等等方面都维持着相对的稳定性。它注重影坛日常活动的记录，坚持“市民情趣”、“大众阅读”的办刊风格，其销量长期维持在1万到2万之间，最高时曾达到5万5千册的记录，是当时最为畅销的电影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