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鈔十卷

國朝朱軾撰。軾有《周易傳義合訂》，已著錄。是編不全載《經》文，但有所論說者標《經》文為題，而注某年於其下。其《敘》雖稱“惟恪守胡《傳》，間有詞旨未暢及意有所未安者，始妄陳管窺之見”，然駁胡《傳》者不一而足。如“春王正月”即駁夏時之說，“伯姬歸于紀”即駁諸侯親迎之說，“州吁弒其君完”即駁不稱公子為責君之說，桓公、宜公書“有年”即駁變異之說，“諸侯盟于幽”即駁首叛盟之說，“楚宜申來獻捷”即駁當力拒楚使上告天王之說，“齊人侵西鄙，公追齊師”即駁書人見示弱、書師見伏眾之說，“陽處父救江”。即駁責晉不合諸侯之說，“齊人弒其君商人”即駁歸罪國人之說，“楚子圍鄭”。即駁嘉楚討賊之說，“新宮災”即駁神主未入哭為非禮之說，“甯喜弒其君剽”。即駁廢立之說，“叔孫豹會虢”即駁尚信之說，“公如晉，至河乃復”即駁從權適變之說，“暨齊平”即駁暨為不得已之說，“季孫意如會厥慭”即駁力不能加之說，“盜殺衛侯之兄縶”即駁歸獄宗魯之說，“從祀先公”即駁出于陽虎之說。如斯之類，不可殫數。所謂恪守胡《傳》，蓋遜詞耳。至於攻擊《左傳》，則頗傷臆斷。如以鄭叔段“餬口四方”為詭詞，謂段果出奔，鄭莊豈置之不問？以“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為凡伯忍辱而自歸，非戎挾之以去；以“楚執蔡世子有用之”為猶后世執蓋行酒之類，斷無殺而用祭之理；以《哀公八年》“宋執曹伯陽”為未嘗滅曹：揆之古書，皆無佐證；核以事理，亦未盡安。他如“以成宋亂”。之說，從劉敞而駁杜預。然圣《經》之意，正以始於義而終於利，兩節相形，其事婉而章耳。如直書先公之助亂，暴揚國惡，《春秋》無此法也。“許叔入許”，責其不告於王，不知乘隙復國，機在呼吸，往反告王，不衣冠而救焚溺乎？召陵之役，不聲楚僣王之罪，自以王樵之說為定，而必謂茍以去王號責楚，迫於大義，當無不從，似非當日之事勢。至首止之會，責王世子不能為伯夷、泰伯，抑又強天下以所難矣。其持論大旨，往往類此。雖駁胡《傳》，實仍在胡《傳》門徑之中，不及所作《周易傳義合訂》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