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官析疑·三十六卷、考工记析义·四卷《周官析疑》·三十六卷、《考工记析义》·四卷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錄。是書以《周官》為一編，《考工記》為一編，各分篇第，世亦兩本別行。然前有顧琮《序》，稱合《考工》為四十卷。則本非兩書，特不欲以河間獻王所補與《經》相淆，故各為卷目耳。其書體會《經》文，頗得大義。然於說有難通者，輒指為后人所竄，因力詆康成之《注》。若《太宰》：“以九賦斂財賄。”鄭《注》：“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苞謂九賦即九職邦、郊、甸、稍、縣、都之田賦，則農所貢公田之九穀與圃牧嬪婦之貢也。關市之賦，即商賈百工之貢也。山澤之賦，即虞衡之貢也。園圃藪牧，即邦、郊、甸、稍、縣、都之地。農工、商賈、嬪婦、臣妾、閑民，即邦、郊、甸、稍、縣、都之人。今考《載師》，首言園廛，次近郊，次遠郊，次甸、稍、縣、疆，明別園廛於甸、稍、縣、疆之外，則九職之園圃，不得合於九賦之邦、郊、甸、稍、縣、都可知。苞以九職之圃牧、嬪婦、臣妾、閑民統於九賦之邦、郊、甸、稍、縣、都，而九賦之關市、山澤豈獨出於邦、郊、甸、稍、縣、都之外，《經》文又何以別舉之乎？苞不過因九職內百工商賈可以當九賦之關市，虞衡可以當九賦之山澤，而園圃、藪牧、嬪婦、臣妾、閑民於九賦更無所歸，遂強入於邦、郊、甸、稍、縣都之中，庶乎九職、九賦得混為一，即以斥鄭《注》口率出泉之非，而不知鄭《注》此文，實據本文“財賄”二字起義。《外府》曰：“掌邦布之入出。”其下曰：“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赍、錫予之財用。”《注》曰：“布，泉也。”《泉府》曰：“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此皆以泉為財。《荀子》曰：“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則以刀布為財，與田稅為食對舉。《經》於九府既云斂財賄，則知九賦內兼有泉矣。九賦所以供九式，故九賦曰財賄，而九式曰財用。凡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工事、幣帛、芻秣、匪頒、好用，資於穀者少，資於泉者多。而泉之所入，止有市征之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不過當關市之一賦，此外則惟有宅不毛者之里布，均未足以充九式之用。若不資泉於邦、郊、甸、稍、縣、都等，則職歲所云官府都鄙之出財用，恐終年常不給也。考《漢書·本紀》，高祖四年，初為算賦，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賈捐之傳》：“民賦四十，丁男三歲一事。”是一歲每丁不過賦十三錢有奇。又《新論》：“漢宣以來，百姓賦錢，歲馀二十萬，僅二百貫耳。”。較之后代封椿、留州諸色目，不及萬分之一。而周之九賦，視之亦云薄矣。乃苞襲宋人之說，猶以鄭注“口率出泉”為厚斂。此因末流而病其本也。又《泉府》曰：“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受之，以國服為之息。”苞以劉歆增竄此節，附會王莽，且謂《司市》職“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則有賒而無貸明矣。今考《周書·大匡解》曰：“賦灑其幣，鄉正保貸。”又《管子》：“發故屋，辟故窌，以假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是齊之家有貸，由於國有貸也。又《左氏傳》：“齊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注》曰：“除逋責。”又成二年《傳》亦曰：“楚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考責即是貸，故《小宰》曰：“聽稱責以傳別。”鄭《注》：“稱責為貸予。”賈《疏》：“稱責謂舉責生子。於官於民，俱為稱也。”故房玄齡注《管子》“責而食者幾何家”，亦以責為出息也。然則貸民之制，自《泉府》外，既見於《小宰》，又見於《春秋傳》、《管子》，而苞指為王莽創制，誤矣。《管子·治國篇》曰：“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注》：“倍貸謂貸一還二。”此所謂橫斂也。若以國服為之息，約所出不過十一，略使子馀於母，以為不涸之藏。取於民者微，而濟於民者大，此先王惠鮮之精意。苞乃反以疑《經》，不亦過乎？又《載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苞亦指為劉歆之所竄。不知以近郊、遠郊、甸、稍、縣、都通計之，則四十分而稅六，猶是什一而少強耳。賈《疏》引《異義公羊》云：“什一據諸侯邦國，《載師》特據王畿。王畿稅法輕近而重遠者，近者勞、遠者逸故也。諸侯邦國無遠近之差者，以其國地狹少，役賦事暇。”。據此，則賦逾什一者止王畿內四百里。而通邦國萬里計之，仍未乖乎什一之大凡也。《禹貢》因九州差為九等，荊州田第八、賦第三，雍州田第一、賦第六。《通典》謂《禹貢》定稅什一，而輕重有九等之不同。則知什一乃統九州計之，非每州皆什一也。故《三禮義宗》謂稅俱什一，而郊內、郊外收藉不同。苞乃力詆《經》文，亦為勇於自信。蓋苞徒見王莽、王安石之假借《經》義以行私，故鰓鰓然預杜其源，其立意不為不善，而不知弊在后人之依托，不在圣人之制作。曹操復古九州以自廣其封域，可因以議《禹貢》冀州失之過廣乎！